简介:本文称韩国阳明学为'实心与感通的阳明学',对郑齐斗和江华学派以及对郑寅普的思想特征进行了考察。毋庸置疑,阳明学是从中国传至朝鲜,但是朝鲜阳明学的形成和展开并非仅仅是对中国阳明学的简单因袭和教条主义的追随。在朝鲜阳明学是根据朝鲜的现实,尤其是阳明学者们为了解决自身生活的时代所直面的实际问题提出和确立的新方案。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朝鲜的阳明学是朝鲜性理学和中国阳明学相融合之产物。若追寻实心与感通的根源,可追溯至成浑与李珥。朝鲜阳明学者一方面继承成浑与李珥的性理学,另一方面接受中国的阳明学,不同于性理学和中国阳明学的朝鲜阳明学亦由此产生。可以说,朝鲜阳明学具有开放性、主体性和创造精神。不仅如此,朝鲜阳明学者并未停留在观念的知性游戏之层面,从实心出发诊断时代问题,感受百姓的痛苦为己身之痛苦,试图通过权道来解决时代问题,不仅努力推进制度改革救济苦难中的百姓,更是以身力行。由此可以见得其'实践精神'和'爱民意识'。朝鲜阳明学所具有的'开放性'、'主体性'、'创造精神'、'实践精神'和'爱民意识'正是'实心与感通的韩国阳明学'的特征。实心是完全去除虚伪和利己之心,是天赋的、真实的心。这便是王守仁所谓'良知''仁心'。实心的关键点在于实心是感通的主体。有实心,则无彼此和内外的间隔,民众的苦难和痛苦可感知为己身的痛苦。因为感受到痛,便不能无视民众的痛;正因为不能无视,所以才努力通过制度的改革,或通过实质的实践行为来救济民众于痛苦之中。郑齐斗、郑寅普是用实心来直面现实,批判当时拘泥于虚伪的名分与形式的既得权力者,与百姓相感通,时而通过制度的改革,亦通过实践来关怀百姓之疾苦,致力于救济百姓。实心与感通并非是过去的遗物。今天的市场经�
简介:由于王阳明讲学活动的开放性和平民化,其弟子人数在当时就是个很模糊的统计数字,所谓数百人也好,二、三千人也好,六千人也好,大概都不能作数,它们只表明一个事实,即阳明在人格上的巨大感召力和在思想上的广泛影响力。对阳明弟子,笔者感兴趣的不是实际人数,而是入门标准和人员构成。钱德洪把阳明门人的标准定格为两类,即所谓“表所闻”者与“表所信”者。阳明弟子的主要成员来自四个方面,即学有所成的著名学者和民间处士、各级政府官员和乡间绅士、备举子业的地方生员,以及来自随其争战的部分属僚和军队官兵。其中的政府官员,又可区分为道友型与功利型两种类型。前者在阳明学派中占了绝对多数,而后者则是阳明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而特意吸纳为弟子甚至奉为座上宾的。阳明讲学除了其平民化的特色外,还与官府有着密切联系。
简介:王阳明本人未在温州讲过学,他的学生或崇信者项乔、王激、王叔杲等人曾接引过许多温州弟子,他的好友张璁在温州的影响力亦不可小视。温州地区阳明学的特点,一是温州籍阳明学者或者与阳明门人同朝为官,或者与阳明门人同时同地讲学,这些人大都是通过与阳明弟子亲密交往的经历,接受或部分接受了阳明学说,参与或部分参与了王门的讲学活动,并把王门的学术旨趣带回了家乡;二是温州籍阳明学者在接受阳明学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湛甘泉门人的影响,具有王湛合一的倾向;三是温州籍阳明学者大都具有实学文化的思想资源,所以在汲取阳明学的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把心学与实学相整合,或者用实学来解构心学,使心学实学化;四是温州籍阳明学者身上还有文学化的倾向。如果说浙东阳明学者具有勤立宗旨的学术性格,浙西阳明学者具有谈说艺文的学术性格,那么以温州为代表的浙南阳明学者所体现出来的便是浙东学者与浙西文人的双重品格。
简介:韩国阳明学的主要特点是“实心”与“时代精神”。“实心”这一单词在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的《传习录》中并未提到过,也未提到过实效、实行。然而从张维、崔鸣吉、郑齐斗、江华学派到郑寅普,韩国的阳明学者们在表达上都非常重视实心、实行、实功、实效。所以不管是实心这一术语的使用,还是对“实心”的重视,都是韩国阳明学的主要特点。实心这一概念是朝鲜中期以后,是时只重视形式、名分及义理的虚伪、虚饰及伪善的行为进行的一种批判和对应理论。张维、崔鸣吉、郑齐斗、江华学派、郑寅普等人重视实心,为了解决当时自己所处时代存在的问题,朴殷植虽然没有提及实心,但他也是想根据阳明学来解决当时的时代问题。围绕他们表现的“实心”与“时代精神”,沿着韩国阳明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韩国阳明学的特点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