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韦勒克文学史观是其“内部研究”理论的拓展与应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从文学史的任务、文学史中的“进化”概念、文学史的类型、文学史的分期等几个方面,详细阐述其重要观点并将其文学史观放入与“新批评”派的关系中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韦勒克的文学史观是对艾略特、兰色姆等人思想的承继,但韦勒克又并不是一味的简单照搬,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韦勒克的文学史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虽然韦勒克的文学史观有着非常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但每种理论都具有两面性,所以韦勒克的文学史观作为“内部研究”理论的拓展与应用,因其与“外部研究”相脱离,从而具有某种局限性。
简介:自“先锋文学”进入当代文学史以后,1987年(或1986年)便被公认为先锋元年。此后每隔十年,文学界便会有组织地开展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2017年作为“纪念先锋文学”的第三十个年头,以回顾、总结、反思为名目的文章自然必不可少。然而,如果我们将今年的文章与2007年前后的纪念文章稍加比对就会发现,大多数文章尽管时间相隔十年,但多数观点趋于雷同,论述逻辑也大同小异,一言蔽之,“先锋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成也“形式”,败也“形式”。这一论断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洪子诚先生的那本《中国当代文学史》,该书在“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二)”一章中指出,所谓的“先锋小说”创作现象,就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做的实验。“在‘先锋小说’中,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于淡薄,他们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评论者通常认为,这一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实验’,它的观念和方法,与法国‘新小说’(阿兰·罗布-格里耶的‘零度叙述’)、拉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创作有关。同时,被用来解说‘先锋小说’文体实验的,还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所谓‘反小说’”[1]。我们从中可以概括出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先锋小说”是中国大陆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股写作潮流;二是形式革命、叙述历险、语言实验等文体和文本意义上的自觉性,是“先锋小说”引人注目的共通点;三是“先锋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观念密切关联。这三个核心观点在此后30年时间中,经过众多文学评论从业者的数度转译和赋形后,逐渐形成了更符合当前意识形态规范和文学经典化需求的面目,即一�
简介:文学与思想史的跨学科研究,虽然是近年来才更有意识加以倡导的研究取向,但事实上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轫之初就已竹诸实践。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乃是其中的典范之作,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本文从文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出发,试图强调下列几方面的问题。其一,将文学与思想、心态和精神的历史联系起来,不是一种机械的拼合与杂糅,而应该是一种相互渗透和交融,从最高意义上说,是为了恢复文学研究的人文学品格;其二,文学与思想史的连接,非但不是要简单地用文学和语言的材料证明思想史的结论,而且恰恰是要激活“如何说”与“说什么”之间的有机关联:其三.文学是对真理问题和个体命运具体而直接的表达。因而它也为我们质疑那些约定俗成的“常识”与“定见”、那些一成不变的命题和所谓“普遍规律”提供了最大可能性,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之所以成为比较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简介:金台俊的《朝鲜小说史》是韩国最初的白话小说史,其创作受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影响。在文学史的构筑上,胡适与金台俊都选择了进化论史观,认为本国文学的发展具有自发性,从而否定了移植文学论。但关于自发性进化论史观,韩国却存在着传统汉文学的问题。是否将传统的汉文学纳入韩国文学,是韩国知识界不断讨论的问题。而金台俊则借用了日本的“第二义”概念,以“第二义”的形式将传统汉文学认定为韩国文学。中国虽不存在“汉文学”问题,但“五四”以来,旧文学一直处于被批评的地位。《文学改良刍议》的作者胡适在其作品中则肯定了旧文学的价值。在经历了对新文学运动的反思后,中韩两国知识分子又对传统文学的价值进行了新的判断。
简介: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迭出,各编者对诸子百家这一部分的编写中,出现三种分类方式:按百家归类诸子、按作品文体、按地域归类诸子。著述对班固《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分类方法保留或扬弃,对诸子主要作品也开始有不同于前人的阐释方式和角度,或从文学性来阐述,或从地域对诸子的影响来解释其作品等。对作品的选取方面,民国文学史中所录的不过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辞赋家的主要作品,而关于小说家的作品因史料的缺失,故未录。文中旨在展示"民国文学史"著述中编者在不同的分类框架下对诸子百家的论述,有利于探讨民国文学史研究诸子的特点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