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糜公,自称“清懒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传》载,陈眉公自幼颖异,能文章,得到后来任首辅的同郡徐阶的器重;为诸生时,与董其昌齐名;当朝宰相王锡爵曾招他与自己的儿子王衡一起读书;“文坛盟主”王世贞“亦雅重”之。可以说,如果有意仕进的话,陈眉公的确具有许多便利条件。可是,他却出人意料地在二十九岁时,焚弃儒冠,隐居昆山。顾宪成在东林讲学时,“招之,谢弗往”;朝中官员多次举荐,“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终生杜门著述,闲时与黄冠老袖登山临水,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明史》认为他“通明高迈”、“志尚高雅”,但也有人尖酸地讽刺他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蒋士锉《临川梦》)。本文拟从晚明“山人”心态这一角度切人,对陈眉公“隐逸”之举加以评析,以便通过这一典型个案,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晚明“山人”的人格以及作品。
出版日期
1999年04月14日（中国Betway体育网页登陆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