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福柯看来，康德真正天才的地方在于，他通过将有限性奠基于先验的层次而翻转了先前在有限性中所包含的否定性的意义。但福柯却将先验主体置于生活、语言和劳动这一经验背景中。跟福柯一样，海德格尔也将康德通过转移到先验层面来克服经验有限性的尝试看作是康德之批判的（失败的）核心。他们都认为，康德在《人类学》中将对人的有限性问题的三个批判性考察重新置于中心，这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一点上却大相径庭：福柯认为基于人的解决办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海德格尔则认为是康德在人的此在面前的退缩。于是他们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补救策略：或者寻找一个对先验有限性进行重新诠释并使其相对化的非人类学方式，同时保留其基础性的视角，这是作为历史先验性研究的考古学的目标；抑或重新定义人的有限性自身，从而避免那种困扰着后康德哲学的经验一先验的混乱，并因而提出一种对生存的全新理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有限性？福柯认为，康德的人类学的有限性是一种经验性的限制，但是也可以放到先验的立场上来了解，但这就与起源概念相矛盾，导致先验的有限性反过来取决于人的种种经验的限制。这就是理性的“盲点”，它能够使认知成为可能，但是无法从本质上被认识。关于起源的人类学悖论就是由于人自身的矛盾：起源只能通过经验时间来发生，但是时间自身的存在又必须被归因于先验主体。生命、语言和劳动不只是知识的对象，它们在人的先验有限性这一基础性的背景下被如此这般地给予，哥白尼式的逻辑被人类学转向所击败。是否可以认为福柯对海德格尔是一个暗示，即基础存在论能够在有限性分解之外提供给我们一个选择？通过基础存在论克服胡塞尔的先验现�
出版日期
2014年01月11日（中国Betway体育网页登陆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