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缘起于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经验的反思。他由此试图以立足于循环与反复的“秘史”平衡1949年之前以历史目的论为基础的显白历史,核心是重新理解礼法与革命的关系。在《白鹿原》中,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礼法呈露与安顿人间善恶,但又同时隐含着对自身的否定;而以鹿兆鹏为代表的革命虽否定礼法,但在呈露与安顿善恶并进而转向对自身的否定这一点上,它与礼法有着同构关系。两者背后的共同基础则是立足于大地的“真正的中国人”及其无善无恶的“气性”。陈忠实通过展示礼法与革命这一相反相承的关系,表达了他对“真正的中国人”及其命运的理解;他在试图超越五四传统的同时,又深深地受限于这一传统。
出版日期
2013年01月11日(中国Betway体育网页登陆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