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傅小平:在你的很多小说中一以贯之的该是国民性的问题。我总感觉,鲁迅之后,国民性的问题是被有意无意淡化了的,尤其到了当下,对国民性的理解,实际上已被所谓共通的人性所替代。以此看,你对国民性的持续发问,看似有些不合时宜,却特别让人钦佩。在你看来,谈论国民性在当下有何必要?袁劲梅:你这个问题提得很深刻。为什么鲁迅之后,国民性的问题就被淡化了?是不是鲁迅提出的那些国民性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呢?我觉得不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吃白菜炖肉,喝"二锅头";吃完饭要抽支烟,不把朋友灌醉不过瘾;见了领导要用"有件事跟你汇报一下……"这样句子开头;为了子女出国留学,卖掉房子;遇到是非问题,立马就用相对主义自己糊弄自己;对邪恶能宽容,对不同却不能;对男人养二房、供小姐理解,对女人一过三十就要歧视,叫人家"剩女"……这些不就是我们的国民性吗?用所谓"共通的人性"所替代国民性的问题,要分开看。哪国人都是人,男男女女也都是人,作为"人"当然是有共通的人性,比如说,爱情,欲望,英勇,胆小……写这些共通的人性,当然是好的,也是文学应该做的,说不定,也是对"文革"中的文学,把人分作阶级来写的那种"革命八股"的否定。写共通人性的作品一定会有很好看的,很有价值的。但是,"共通的人性"不能代替国民性问题,否则就是一种回避历史、回避现实的态度。因为,如上所说:文学不光有休闲娱乐的功能,还有探讨生命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光描述性爱的细节,它不可能成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的名作。既然是中国人,中国人国民性就应该是一个永远可以发掘的写作资源。
出版日期
2012年11月21日（中国Betway体育网页登陆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