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八·一三”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军攻占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1938年11月,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出逃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国民党内部发生重大分裂。在中国抗战形势非常危险的时候,1939年3月12日,蒋介石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本文将简要介绍精神总动员运动的起因及运动开展的具体情况。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集结全国国民之精神于简单共同之目标,使全国国民于自身皆确立同一救国道德,对国家皆确定同一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之道德观念为同一之信仰而奋斗牺牲。”实际上,运动的目标就是统一国民的思想为抗战而
简介:在本文开始,我想先谈几句英国人罗素和中国人鲁迅。当本世纪初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强盗般把欧洲洗劫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作为思想家的罗素,只身来到中国。他在这块远离西方的东方古老大地上巡回半圈后,就惊呼着:“普通一个中国人,虽然极其困穷,还比一个普通英国人愉快得多,其所以然者,即因中国系建在一个比我们更加仁慈、更文明之状况之上。”他在中国逗留、讲学近十个月,他要求中国人“贡献他的思想与沉默与和平予吾人”,也就是说,要中国人贡献其“国民精神”给西方人。当时,鲁迅正在北京,他当然是听到了罗素所说的话。他在罗素离开中国稍后所写下的《呐喊·自序》中,回忆了他只身在日本时所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日俄战争的
简介:中国民法典能否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之后踵事增华、再创高峰,取决于它能否在深刻反思近代民法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之上,积极回应当下国人公共精神普遍性缺失的现实景象,并肩负起重塑国民性格、培育国民公共精神的历史使命。民法典不仅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也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法。在公共精神层面重塑国民性是作为公民社会基本法的民法典职责之所在,也是民法典获得权威性的民心基础之所在。中国民法典应当在近代民法典的基础之上,于价值和规范两个层面,实现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并重、意思表示与程序并重,进而借助秩序化的团体公共生活和程序化的私权行动规则,潜移默化地影响国民性格,润物无声地塑造国民之公共精神。